佛教禅修与基督教灵修的“殊途同归”

佛教禅修（图片来源：凤凰佛教 诺那塔院/摄）

所有宗教都有自己别具一格的修行方式。基督教的灵修与佛教的禅修就是这两个世界性宗教分别创造并传承下来的两种特别重要的修行方式，并分别构成其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的禅修始于公元前6世纪，从那个时代开始，一直成为佛教徒的主要修行方式。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是在禅修中开悟成佛的，他教化弟子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禅修，例如“八正道”中的第八项以及“六度”中的第五项都是禅定。由此可见禅修在佛教信仰中的重要地位。印度佛教中的禅修，最早借鉴了瑜伽的思想。瑜伽主要探寻“梵我合一”的境界，并通过调身、调息和抑制感官等方法来实现心神的收摄与合一境界的实现。因此，在早期的源流上，禅的修习方法便与印度传统的瑜伽修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禅修经过部派佛教的不断完善，到大乘佛教尤其是瑜伽行派时期，获得重大变化，并成为其他各种修行法门的重要支撑。禅修早在东汉末期约2世纪后期就传入中国，如安世高传译的《安般守意经》就是例证。大约在公元4世纪前后，瑜伽等更多的修习方法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不断进入中国，内观禅修作为早期佛教的一种重要修行方式，也随之进入汉地。尤其是菩提达摩在嵩山的禅修，以及其后历代祖师的传承与传播，佛教禅修在中国日益盛行，并在六祖之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型，生活化与通俗化相结合，去仪式化和觉悟的追求相互激荡，迎来了中国禅修的革命。与此同时，禅修的类型和方式还在不断增加。公元7世纪，玄奘法师西行至印度，取回《瑜伽师地论》，详细介绍了瑜伽修炼的特性与方法，促进了中国禅修的体系化，并给中国禅修增添了丰富的内容，禅修在中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佛教禅修经过了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出现了多种类别和门派，即使在今天，无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都把禅修看作是佛教徒必须实践的基本法门。

基督教的灵修学始于4世纪。公元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这不仅结束了对基督教徒长达3个世纪的大迫害，也改变了基督教徒的信仰方式。先前的基督徒认为，为主殉道是追随基督的最高境界，然而当基督教合法化之后，为主舍命的必要性已经大为减退。同时，世俗主义和政治权势侵入教会，导致教会内部官僚主义滋生。基督教虽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可是教会却不再纯净，异端教派也随之兴盛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基督徒离开了城市，走进沙漠，开始了一种全新的追随上帝的信仰形式。他们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应该远离异端学说的干扰，离开喧嚣的世俗社会，在艰苦的环境中学会忍受寂寞，过禁欲的生活，在没有外界的干扰下，静心观想上帝的爱。

由此可见，佛教的禅修是释迦牟尼出家修道尤其是为了证道和传道而采取的基本修行方法，尽管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这种修行方式也经历了不断的丰富，尤其是在传入中国后，又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形成诸多不同的流派，但其基本情趣一致，而且在佛教全部修行体系中所拥有的开端性、基础性和主流性也一直未变。与此不同，基督教的灵修则是在基督教经过长期发展之后，因为一小部分人对教会修行现状的不满而采取的一种非主流的修行方式。虽然这种方式也获得不断的传承与传播，但因为其在一开始就具有小众的另类性质，所以也始终没有获得主流的地位。

基督教的灵修与佛教的禅修都是追求生命的升华。基督教的灵修者主张观想上帝的爱就可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从而亲近上帝，完善自己，并可以最终完成上天堂的终极目标。基督教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先把自己的灵魂完全地献给上帝，通过内心深刻体悟上帝对人类的爱，才可以感知上帝的伟大，从而完全地爱上帝。所以基督徒认为，要通过灵修来弥补“灵性”的缺陷，通过恭敬虔诚地读经、祈祷、除骄去躁、弃恶从善、爱神爱人，从而得到心灵的净化。

佛教认为，禅修就是通过坐禅修定等方式，在调身、调息、调心等内在修练过程中，收摄心神，对治散乱，去除杂念，进而观照诸法实相，体悟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真如境界，从而无所执着，烦恼散去，光明现前，一尘不染，空灵自在，达到实相涅槃，或者成佛解脱。一些禅修者还通过念佛、诵经、持咒等方式，以获得佛陀的加持，体悟佛陀的智慧，并在佛陀智慧的启发下，顿悟娑婆世界的空幻无常，从而放下一切牵挂，发掘自性的本来面目，并最终觉悟成佛，获得最高的解脱。通过禅修所达到的成佛，就是心灵的净化，灵魂的安顿与生命的终极超越。可见，禅修不但有助于身体的调节，而且能使内心得到安详与净化，更重要的是获得觉悟，从而实现内在的超越。与基督教相比较，佛教的禅修，既不追求一种外在的爱，也不在内心建立一种对至高无上者的依赖，更不以某种外在的境界为归宿，呈现出自信、自立、自强、自修、自证的精神风范。

基督教的灵修是在信、望、爱这一基本宗教实践体系下展开的。信，就是要相信独一之神，即上帝，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与《圣经》的真理。望，就是盼望今生的真福，期望得到上帝的爱，并在生命结束之后回到上帝的怀抱中。爱，就是独爱上帝，体悟上帝的真理，并在人间发扬上帝的真理，爱身边所有的人。其目的，是通过信心抵挡怀疑，通过爱心抵挡惧怕，通过盼望抵挡灰心。有人说，信与爱是基督徒的两个翅膀，靠它能够飞到天堂，得到那美好的盼望。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也有信、愿、行的要求，而禅修就是“行”的核心内容。其禅修的方法众多，但它们所依据的基本实践体系都是戒、定、慧三种依次递进并相互联系的完整框架，被称之为“三学”。戒，就是戒律，就是各种生活与修行的规范，是一个佛教徒生活的基本准则，是不可以破坏的。其规范的对象包括身、口、意三个方面，其基本的原则是防非止恶，并在诸恶莫作的基础上，众善奉行。这是禅修的基础。戒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对物欲的限制，以排除对世俗世界的依赖、执着，为进一步的修行打下基础。而摆脱依赖之后的心念清净与独立，就是定的基本功夫。所以，佛教认为由戒生定，而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力，它既包括身体的相对静止，也包括心念的绝对专一，也就是降伏心魔，对治烦恼。在入定之后，禅修者才能真正体悟到佛陀的智慧，才有望证得佛果。因此，佛教认为只有“定”方可生“慧”。慧，就是智慧，不但是佛陀最重要的学说，也是佛陀最根本的修行法门，更是最终解脱的依赖。而慧的修行并不仅仅是了解佛法，更重要的是掌握这种智慧，就是证悟佛陀的真理，由此才能进入佛教的最高境界——成佛与涅槃。在佛教发展的历史中，三学各自的内容发生了很多变化，从而在具体的方法方面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形成极为丰富的内容，尤其是在禅修方面，从印度早期的四禅八定到中国后来禅门的五家分灯，从今天南传佛教的内观禅修到藏地盛行的菩提道次第，都是三学体系下的细化修行，所以，从基本框架来看，三学的这种相互一体的逻辑与内在联系则始终不变，这成为佛教禅修的基础，而三学体系的内在逻辑则是内向关注、自我升华，从而与基督教灵修所遵循的信望爱形成巨大的差异，因为信望爱的内在逻辑是外向追求、他力拯救。

基督教灵修生活开始之初，信仰者选择离开城市，走进沙漠，了断物欲，观想上帝的爱。沙漠并不只代表了远离世俗，节制欲望，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出埃及记》中描写了以色列人在沙漠的苦难中向神呼求以及神对他们的拯救。通过在沙漠里获得释放的经历，基督徒们的信仰被重整。基督徒们把在沙漠中的恐惧看为对死亡的恐惧，因而从沙漠被拯救出来，可以说是复活的另一种形态，是生命的重建，也是心灵上的一次洁净。因此，在教会与世俗政权交往过于密切，以及异端教派兴盛之时，基督徒们选择进入沙漠，在沙漠中默观上帝，获得上帝的启示，这是期望洗涤心灵，追求灵魂洁净的表现，也是考验生命意志、强化内心信仰的表现。

佛教徒相信，释迦牟尼正是通过在菩提树下的禅坐，降伏了心魔，终于豁然大悟，彻见宇宙人生的真相，证得无上正等正觉，最终悟道成佛，成为大慈大悲、无畏无惧、欢喜自在的圣者。因此，佛教信仰者相信，只要自己也可以像佛祖一样，精进禅修，抛下一切烦恼和杂念，专心正念，就可以降服自己的心魔，从而实现《心经》中所说的“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的生命状态，最终成为大千世界的另一位开悟者。在这些开悟者的情感世界里，至高无上的佛陀已经从神坛上消失，内心充盈的全是佛陀智慧的光芒，而且这种智慧之光所照耀的是他们的内心，所滋养的是他们的慧命，所支撑的是他们的无畏与自在，所成就的是一种独立自由的禅者风范。可见，与基督教灵修的情感体验不同，佛教禅修所要见证的则是心魔的降服，佛性的发现，以及由此生发的智慧的圆满与生命的究竟快乐。

随着基督教灵修的发展，基督徒们认为灵修不只是观想上帝，更是一种心智与上帝亲近，从而再次获得洁净的过程。所以，灵修的目的更强调信徒于生活中融入《圣经》的教导及对上帝的体验，以深化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于是，在现代社会中，基督徒们不再追求远离社会，走进沙漠观想上帝，更多的是在灵魂受到世俗污染之时，拿起《圣经》，获得上帝的爱，而得到清净。

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和现代社会各种压力的不断增多，佛教禅修不断成为每一个佛教信仰者的必修功课，而且在社会各个领域获得广泛的运用。禅修思想与禅修实践已经影响到每一个信仰者和广大禅文化爱好者的日常生活，甚至影响到了管理学、心理学、美学、伦理学等学科。当代的禅修不再强调一味空间上的远离世俗，而更强调一种在闹市中修行的精神，结合当代人的生活节奏，主张心灵深处与世俗尘埃的分离，这是出世情怀与入世精神的整合，让信仰者体悟精神层面的出世思想，并在入世生活中过得轻松愉悦。佛教的这种入世转型使禅修更容易被人所接受。

基督教灵修与佛教禅修的入世转型都是宗教努力适应现代社会的结果，也证明了不同类型的宗教修行方式在现代社会出现了一致的发展趋向，宗教之间的对话与互补也必将在这种趋同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机遇，并为人类的和平发展提供神圣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