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文化日历 | 戈公振：中国新闻史的奠基人

1935年10月22日，我国新闻界前辈戈公振先生逝世。

戈公振

戈公振先生是我国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著名的爱国进步新闻记者、新闻学者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者。他1890年出生于江苏东台，曾在上海《时报》和《申报》前后工作近20年。从1933年3月起，他到苏联采访、考察两年多，撰写了一批报道，向国内介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写了《中国报学史》等专著，对革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作了贡献，是我国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戈公振原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1890年11月27日生于江苏省东台县一个读书人家。他的父亲戈铭烈是个监生，在家乡以教书为业，家境清贫。戈公振6岁入私塾，对美术图画甚为爱好。14岁时，他考入东台县高等学堂，毕业后随在江西铜鼓任知县的伯父读书。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后，伯父卸职，戈公振也回到家乡，在一个乡绅家中当家庭教师。次年，他经人介绍，入《东台日报》担任编辑和图书管理工作，业余到神州法政学堂学习法律和历史。1913年，戈公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通师范学校，但终因交不起学费而未能入学。他决心走自学成才的道路。这一年冬天，戈公振得到同乡绅士夏寅官的介绍，去上海投奔狄楚青。狄楚青是号称上海“四大金刚”之一的办报人，此时正主办《时报》。戈公振在狄楚青所办的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他白天工作，晚上专心夜读。由于他勤奋好学，在学徒期间就崭露头角，替书局编写了一本习字帖和一本《中国图案集》，受到素爱碑帖的狄楚青的赏识，被提拔为书局出版部主任。1914年，狄楚青鉴于戈公振文字写作颇为出色，将他调到《时报》做编辑。

在《时报》编辑部工作后，戈公振更加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并以其创造性的工作令人刮目相看。在五四时期，他协助狄楚青对《时报》进行大胆的改革，创办了多种副刊。这些副刊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妙趣横生，深受读者欢迎。戈公振为《时报》首创图画附张，增出《图画时报》，刊登中外大事，深为读者所喜爱。他认为：“文义有深浅，而图画则尽人可阅；纪事有真伪，而图画则赤裸裸表出。盖图先出于文字，为人天然爱好之物。虽村夫稚子，亦能引其兴趣而加以粗浅之品评。”中国虽早有画报，报纸也早有插图，但一直沿袭石印。《时报》出版的画报用道林纸铜板精印，使中国的画报进入了“铜板时代”，为中国的新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戈公振也由于工作突出，被狄楚青聘为《时报》总编辑，负责该报的实际工作。

戈公振在《时报》工作期间，对新闻学进行过一番研究。1925年2月，他根据美国克拉的书编译出版了《新闻学撮要》，立即受到新闻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随后，他开始了新闻史研究，并以其对中国报学研究的心得，撰写了《中国报学史》，由商务印书馆于1927年11月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新闻史专著。

中国报学史

戈公振编著的《中国报学史》一书，对报纸（包括新闻事业）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的探讨研究。它描述了中国从古至今新闻事业的概况；叙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创办报刊的过程，揭露了它们对中国政治的、教育的、文化的、商业的、宗教的等六个方面的渗透和干涉中国内政的一些情况；介绍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办报活动及双方论战的状况；同时，对袁世凯反动统治时期的黑暗也作了生动的揭露。像戈公振这样把报刊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来研究，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为中国新闻事业史这一学科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戈公振把中国报纸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报纸营业时期。他给报纸下的定义：“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他还提出：“新闻当新鲜，有如蔬菜鱼肉不可陈腐。”这一观点，揭示了各阶级对新闻报道的一种共同要求。

他强调新闻要有趣味性。他认为，新闻作品是精神产品，应当给人以愉悦，如果老是空洞的说教，抽象的道理，官样的文章，读者是不会看的。他主张新闻文字要活泼，内容要新鲜，趣味要浓厚。他在《时报》办了多种副刊，目的之一就是要增强趣味性，吸引各方面读者。他又认为，趣味是要的，但又不能片面地去追求趣味性。他对当时有些报纸追求低级趣味，登载黄色新闻，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指出：“今日之报纸，唯搜求不近人情之新奇，以博无知读者之笑。其幼稚诚不堪言笑。”戈公振还提出新闻要向民众开放。他认为，报纸是办给人民看的，理应为人民鼓与呼。报纸不为人民说话，自然就会失去群众。“新闻向群众开放，好处甚多，使多数人了解政治问题，能自下个人判断，进而监督报纸，强制政治家，使自觉其责任重大，于国家的进步，这是有非常重大关系的。”戈公振的这些话，无疑是针对时弊而发的。

1931年“九・―八”事变后，戈公振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研究苏联的社会状况，参加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投身于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发表了许多呼吁人民大众抗日救亡的文章。1932年“一、二八”凇沪战争爆发后，戈公振参加了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巴金、丁玲等129人联合签名发表了《中国著作者为日本进攻上海屠杀民众的宣言》。1932年初，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到上海和东北调查日本侵略真相。戈公振以记者的身份，作为由顾维钧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这次调查的全过程。他参加在上海调查日机轰炸上海情况后又随团去东北调查日本侵略情况。他知道去日本占领下的东北有危险，在途经北京时在堂弟戈绍龙处留下一封遗书后，毅然前往东北。代表团一到沈阳，就受到日伪军的恫吓，威胁说：“所有中国方面的随员，均不准踏入‘满洲国’一步，否则予以拘捕，处以极刑。”但戈公振不顾个人危险，先后三次悄然进入沈阳城，甚至冒死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点北大营调查日军侵华真相。在他第三次夜进沈阳城内采访时，被日伪军警发现后遭拘捕，经交涉后才得以释放。他回到上悔后，特地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恬周刊》撰写了《到东北调查后》一文，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热情赞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爱国行动，深得国人的好评。

第二年3月，戈公振又随中国驻苏联大使颜惠庆去莫斯科访问。他被苏联的新局面所吸引，遂决定留在那里，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在苏联实地考察了三年之久，向国内发回了大量反映苏联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报道。这次出国考察过程中所写的通讯和专稿，大都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并由邹韬奋辑成《从东北到庶联（苏联）》一书，于1935年12月出版，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1935年，邹韬奋电邀戈公振回国，准备重新筹办《生恬日报》。10月，戈公振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他因身体不适住院，初诊为盲肠炎，于当月22日下午2时病情恶化，不幸去世，享年45岁。

戈公振临终前，曾断断续续地对邹韬奋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要回国。……国势乖危如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邹韬奋特地写了一篇悼文，追悼他的一片赤子之心。当时爱国老人沈钧儒读了这篇悼文之后，大为感动，挥笔写下了四首慷慨激昂的五言诗，其中第三首是：“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在第三首诗写完后还准备写第四首诗时，竟悲痛得写不下去了，于是连续写了四句“我是中国人”。充分体现了沈老对戈公振爱国精神的敬佩之情。

戈公振故居

为了纪念这位爱国主义新闻教育家，座落在东台城内兰香巷9号的戈公振故居，东台市政府于1987年将其修葺开放，基本上恢复了当年的历史风貌。由江苏省专业雕纽家吴志超和南京大学吴为山教授雕塑的两米多高的戈公振半身汉白玉塑像，立于故居之中。由东台籍著名音乐家周巍峙题匾的“戈公振纪念馆”亦悬挂在故居内。戈公振的侄儿、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和戈公振之子美国著名核能博士戈宝树向故居捐献了许多珍贵文物。戈公振故居于1990年7月经盐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列为盐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又被列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常年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