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赫斐秋在中国度过大半生 创建西部最早西式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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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斐秋
赫斐秋在嘉定印刷所观察印刷情况。
1887年赫斐秋绘峨眉山万年寺无梁砖殿。
嘉定教文馆遗址上后来建起乐山县图书馆,现在已废弃。
人物简介
赫斐秋,1840年生在美国纽约,1865年从神学院毕业后,被美以美会派遣到中国传教。赫斐秋先后在福州、重庆传教,期间游历了不少四川名胜古迹,包括佛教圣地峨眉山。回到美国后,赫斐秋出版了《峨眉山游记》一书,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了峨眉山。1891年10月,他携妻子与启尔德、何忠义、史蒂文森夫妇等一行8人,作为加拿大的第一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四川。1892年2月,赫斐秋、启尔德等租用四圣祠北街12号的民房创办了西医诊所,这是川西历史上最早的一所西医医院,后更名为仁济医院,成为川大华西医院的前身。赫斐秋对于乐山的最重要贡献,则是创建了嘉定教文馆——中国西部最早的西式印刷厂。
1887年正值壮年的美国人赫斐秋(1840—1904)结束了在华的工作,准备从上海启程回国。从1866年美国美以美会派他来中国,转眼已过21年。他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是在中国的福州、九江、南京、镇江、芜湖等地度过,先后参与创建九江同文中学、镇江崇实女子中学等教育机构,并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中国人熟悉的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就毕业于崇实女子中学。
赫斐秋收拾好行李却感到依依不舍,这时才发现这个动荡不安的国家,美丽与哀愁共存,漫长的历史赋予她极大的魅力。赫斐秋正要登船,却忽然接到总部的电报:速去重庆处理教案善后之事。任务虽然相当棘手,赫斐秋却感到有些释然,因为可以借此到向往已久的峨眉山游历。不曾想,这趟西南腹地之旅,彻底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向往峨眉山 这里是自然与人文的天堂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延续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气数已尽,摇摇欲坠。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大清国门,强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屈辱感和亡国阴云笼罩,各种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激烈。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尤其是义和团风潮席卷中,洋人洋教常常成为攻击的对象,也是许多矛盾爆发的导火线,于是频发各种“教案”。
赫斐秋登上由上海到宜昌的小火轮,然后再改乘通往重庆的木船。那时,穿越三峡进入四川是一条危机四伏、艰险无比的道路,如果遇到大雨、洪水,有时需要一两个月才能抵达四川。可是赫斐秋并没有感到恐惧和害怕,反倒有些兴奋,因为去峨眉山是他的夙愿。
身为基督徒的赫斐秋,对中国佛教圣地峨眉山有种莫名的向往。凡事喜欢琢磨深究的赫斐秋,试图通过对峨眉山的了解,探究佛教对中国人精神层面的影响。如何处理重庆教案善后?赫斐秋着墨不多,这与他喜欢文字记述,有时甚至有点琐碎的风格不同。他很快由水路前往乐山。乐山当时称嘉定府,下辖多个县,峨眉山在距州府30多公里的峨眉山县境内。
赫斐秋为了这趟峨眉山之旅做了充分的准备,聘请了中文老师、翻译、挑夫等,为数不少的一支队伍,以至于在嘉定城登岸时被很多人围观,甚至难以挪动。赫斐秋一头银白色的头发和唇边修剪别致的白胡须,让乐山人十分好奇,忍不住问他高寿几何?赫斐秋开玩笑说自己150岁,对方大惊,称他神仙在世。而随队挑夫们则对乐山美食垂涎不已,撂下担子直扑小吃摊,把雇主落在一边狼吞虎咽。
赫斐秋惊讶地发现城里商铺的货物非常丰富,甚至有来自欧洲的商品。一些身着华丽丝绸的妇女和孩子如同度假一般在城墙上闲逛、放风筝。当地人热情好客,乐于与他们聊天,介绍风土人情。而赫斐秋也目睹和感受了嘉定的另一面:一些人因为少有洗澡,散发出令人窒息的体味,抽鸦片、缠足等。他在街上还看到一则官府的布告,上面写道:为了防范再次发生酒后打架斗殴利器伤人事件,禁止任何人携带刀子和短剑。今后打架斗殴当事人将被以谋杀犯罪论处。云云。
赫斐秋游览了大佛,他被这尊巨大的佛像深深震撼!他后来在游记中写道:整座山从山顶到水中雕刻着一尊佛像,扬子江拍打着大佛脚下的悬崖,发出巨大的声响。他还看见大佛的头上长有许多郁郁葱葱的小树,甚至听当地人讲大佛的鼻子是损毁后重新安上去的假鼻子等等。离开嘉定城后,赫斐秋经苏稽、符溪一路前往。一路见闻令他十分惊讶,不但写下大量笔记,还画了包括铜铸华严宝塔、万年寺无梁砖殿、菩萨像等多幅素描。1888年这本名为:《western china:a journey to the great buddhist centre of mount omei》的书籍出版。这是我目前能读到西方人士介绍峨眉山最早、最详细的书籍!一些学者根据书中的内容,认为意译《峨眉山游记》比较贴切,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中文译本。
赫斐秋在书中写道,在他原来有限的认知里,以为四川边远闭塞,“峨眉山地处中国文明的边缘”,然而到达之后,所见所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赞叹:“峨眉山是自然与人文的天堂……”“这里有许多人文奇观,有成百上千的盐井、伟大的丝绸文化、也是白蜡工业的中心。这里山被雕琢成各种各样的神像,有巨大的青铜造像,以及青铜塔……”(这里是指普贤骑象铜像,以及华严宝塔)。
决定留在中国 创建西部最早西式印刷厂
美与丑、善与恶,令赫斐秋不断震惊与叹息!
旅行结束后,他决定留在中国,并到四川开展工作。尽管他知道将面临巨大的困难,或许收效并不大,就像他在书中所说“也许就像长江雾气中的蜡烛,只有微弱的光亮”。他呼吁要在那里“建立起公益性的设施,每一个公益性的机构要有资金,有医院、有经验的护工……继医院之后第二重要的是建立学校,因为知识非常重要……”“我们要把中国放在与英格兰同样重要的位置,派最好的人去中国,派去的人不但是最聪明的,还要有高尚的心灵。”
然而一场疾病,让赫斐秋来四川的愿望暂时搁置下来。
在乐山市中心城区的老公园内,有一幢几乎被人遗忘的破旧小楼,屋顶垮塌,门窗空敞,阒寂无人。但只要留心观察,不难发现与城中仅存为数不多的古建筑风格迥异,青砖灰瓦,一楼一底,内铺木地板,在西方建筑中融入中国元素。这座小楼曾是闻名遐迩的嘉定教文馆,中国西部最早的西式印刷厂,其创建者正是赫斐秋。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乐山图书馆所在地。
峨眉山之旅结束后,赫斐秋本想留在中国,并到四川来工作,可是困扰他的疟疾再次发作,使他未能如愿。两年后他身体逐渐康复,于是转向加拿大英美会申请。他卓越的工作成绩,以及妻子是加拿大人的背景,终于使他如愿以偿。1891年10月他携妻子与启尔德、何忠义、史蒂文森夫妇等一行8人作为加拿大的第一批传教士前往中国四川。
赫斐秋一生在中国工作40多年,那是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期,他能克服无数困难除了坚强的意志外,还得力于妻子的大力支持。40多年前英俊年少的赫斐秋,从美国安大略湖此岸去加拿大安大略湖彼岸走亲戚,不期与美丽聪慧的艾德琳相遇,她刚巧也来此探望表兄妹,这次巧遇似乎是上天赐予的姻缘。当几个朝气蓬勃充满理想的年轻人聊天时,赫斐秋表达了将去中国的愿望,艾德琳立刻表示自己也愿意做同样的事。两颗心一下走近了。不久赫斐秋艾德琳结婚,随后一同前往中国。那一年赫斐秋25岁,艾德琳19岁。他们在海上航行6个多月,绕过非洲,于1866年5月抵达中国福州。在中国华南、华东地区,赫斐秋不但学会各地方言,成为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取得许多令人称道的成绩,还与妻子生育了4个儿子、1个女儿。
回加拿大筹款 嘉定教文馆终于正式开张
到四川筹建华西差会的过程中,赫斐秋感到很有必要建立一个印刷所,当时四川的活字印刷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有限的雕版印刷费工费时,价格不菲。大部分书刊要从上海运来,购买书籍相当不易,但却有将近1/3丢失在艰险的途中。
赫斐秋经过反复考量,决定在嘉定(乐山)建一个印刷厂。原因有三,其一是坐拥三江的便利交通;其二是这里相对开放;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嘉定造纸业比较发达,辖下夹江县有上千年手工造纸历史,而且距离嘉定城不过三十公里。他想如果能采用部分夹江纸,将大大降低印刷成本。
1897年赫斐秋利用回加拿大度假的时间,游说朋友和同事,终于筹集到1500元捐款。他用这笔钱采购了两台印刷机:一台戈登平压机,一台手摇印刷机,又在上海购买了数量有限的汉字字模。为了将这些机器装进平底帆船运入四川,赫斐秋在宜昌颇费了一番周折,以免穿越三峡的急流险滩时触礁翻船。
据资料记载,这两台小型印刷机是中国汉口以西最早使用的印刷机。嘉定教文馆开业那天,乐鼓齐鸣,当地官员和一些乡绅也到场庆贺,不少百姓争先恐后前来看热闹。
嘉定教文馆开四川西式印刷技术的先河。但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遇到许多困难。赫斐秋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用一个工人来开始工作,为5000万人印制我们的所有书籍。而这个工人是一个外国人。我们缓慢地进行着。在印刷第一本小册子的那个日子,我看见他由于喜悦而双眼发光。一年以后,当已经印刷了15万册图书的时候,我增加了两三个工人。第二年,又增加了六七个工人。现在我们雇用了16个年轻人,一年之中印刷了310万页读物。”
数年以后,他在多伦多维多利亚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中国人是一个喜爱读书的民族,我认为当他们阅读、收藏和喜爱书籍的时候,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比得上通过印刷品作为媒介来影响他们。”
1900年庚子事变中,赫斐秋不得不离开,嘉定教文馆因此一度停业。事变结束后他因疾病复发不能返回中国,后来在他的建议下,1902年春,文焕章被派到嘉定重启印刷厂。从此,文家三代与中国乐山结下不解之缘。
文焕章是一位懂印刷业务,精力充沛的管理者,在他的带领下,教文馆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至1903年底,教文馆的铅字库扩大一倍,又添加了几台机器。据统计:从1902年3月至1903年底,教文馆共印书22.6万本,各类小册子和折页总计1083.1万页。此外,还印刷了日历、招贴画、地图等等169450张。
嘉定教文馆开业后,大量采用夹江生产的纸张,只有彩色封面使用外国进口纸张,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夹江造纸业的发展。4年后教文馆增加到40人,成为当时中国西部很有影响的外资企业之一。1904年,嘉定教文馆迁至成都,次年更名为“华英书局”,内部分为铸字、中英文排字、石印、装订等科,抗战期间员工达200人。后来发展为成都印刷一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