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很少有人知道，占踞「大内斗省」歧视链顶端的苏南人，也曾有过一段前往江北乞讨的经历。
在2000 多年前的汉代，江南地区农业技术粗放任性，流行「不耕而种」，结果当然是饥荒频繁，民众不得不时常到江对面蹭饭。当时的江南吴民性格剽悍急躁，又穷困可怜，被江北善邻亲切地称为「啙窳」（音：zǐ yǔ，意为懒惰、得过且过之徒）。
▍据《史记》记载，东楚（江南一带）自然环境原始，民风凶悍，「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其俗剽轻」。
时过境迁，到了近世的明清时代，苏南人终于在家门口盼来了苏北的滚滚逃荒大军，成功翻盘雪耻，并顺手奉还了「啙窳」一词。（参见大象公会文章《苏北到底在哪里》）
历史的一幕发生时空逆转，固然与江南得到开发后经济地位的崛起有关，但能让原先富饶的江北地区批量生产流民，并非易事。实际上，江北经济社会全面衰退的惨烈局面，主要拜千里之外的北京所赐。
伟大首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首都粮食安全，压倒一切
历史的转折，始于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 年）。在这一年，黄河于河南滑州决口南下，反客为主占据了淮河的河床长达650 多年。黄河携带的过量泥沙，使淮河原本健康的水系，遭到持久的破坏。
▍黄河历次改道示意图
不过，在黄河夺淮之初，向北流向黄河故道的通路并没有断绝，黄河依旧分南北两路出海。根据明代的记载，历经宋、元，一直到明代前期的二百多年里，淮河出海口并没有严重淤塞，淮河流域的水灾也很有限。
直到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定都北京以后，事情才终于起了变化。
与唐、宋及之前的王朝大多定都在黄河南岸的粮仓地带不同，元明清三代都选择以北京为首都。地处海河流域的北京，周边土地贫瘠，并非可靠的产粮区，不足以养活首都百万人口。于是，从南方尤其是江南调运粮食支援首都，成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率先定都北京的元代，首都吃饭问题主要通过海运来解决。从1282 年开始，在丞相伯颜的主持之下，元朝勘探并开通了从江南到北京的海上运输线，每年可向北京输送粮食300 万石以上。从此，整个元代的南粮北调始终以海运为主，内河漕运只作为辅助手段。
▍元代运粮路线图
明朝最初定都南京，从隔壁的太湖平原调取粮食十分方便。但不久之后，燕王朱棣南下攻灭了侄儿建文帝，随即决定把首都迁往自己的封地北平，并抽调江淮几十万富户充实首都。北京再次面临严峻的吃饭问题。
虽然永乐时代发起过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大规模航海行动，但在给首都供粮问题上，朱棣却并不信赖大海，认为海运过于危险，没有保障。从永乐十三年（1415 年）开始，明朝政府疏通了京杭运河各个河段，正式通过内陆运河运粮，并停止一切海运航线。
不过，京杭运河山东段的「会通河」十分脆弱，很容易被黄河冲毁淤塞，而放任黄河南下夺淮，往往并不妨碍漕运，更不会危及直隶地区的安全。明朝中期，治河官员刘大夏在黄河北岸主持修建了「太行堤」，从此断绝了黄河北流的通道，让全部黄河水向南流入淮河河道。
1565 年12 月，嘉靖在给治河官员潘季驯的敕中一再明白训示，黄河北岸的长堤尤其要「着实用功，修筑高厚」。皇帝的意思很明确，黄河无论如何也不能向北决口，冲垮运河，应该把万恶之源的黄河水全部拦向南方。潘季驯对此心领神会，遵旨照办。
如此一来，首都的粮食安全总算稳如泰山，但由于黄河带来大量泥沙，导致苏北地区水系大面积淤塞，洪灾发生频率逐年增加。不过，江淮百姓的生命安全和农业生产，在顾全首都粮食安全的大局面前，当然微不足道。
根据《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一书的统计，在1550 年到1950 年这400 年间，苏北各地发生的水灾占该地区5000 年水灾总数的比例，盐城为88.9%、淮安71.5%、涟水则高达95.6%。
实际上，淮河流域洪灾频发的根源是保护运河，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秘密。如明末的顾炎武即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一针见血批判：「今所治在运河，是不免以中原、徐、淮之地为壑……」
面对批评，治河官员们的回应也很理直气壮：「（河水）南攻，不过溺民田耳，是逼之南决之祸小而北决之患深。」他们质问批评者：要想永绝江淮水患，并非难事，让黄河走北方故道即可，但北京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即便是在远离黄河的淮南地区，运河也长期祸害当地民众。每年为了维持运河航道的通畅，在漕运开始前和进行时，都要闭闸蓄水，上游淮河干、支流各河来势凶猛却不得宣泄，导致整个淮河中游变成泽国，听任洪水淹没凤阳、泗州等地。
等漕船经过或者运河水位超过了一定限度后，为了减小运河大堤的压力，往往又要开闸放水，运河以东的里下河平原（泰州、南通、盐城一带）也惨遭淹没，一来二去，淮河两岸都横遭大祸。
无休无止的水灾，严重破坏了苏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也败坏了当地生态环境。很多地方的民众甚至已分不清「田」与「湖」的区别。据民国地方官员记载，睢宁农民把下田耕作称为「下湖」。而在海沭方言中，至今仍常把农田称为「湖」「荡」。
既然运河给苏北带来的灾难如此深重，漕运为什么就不能重新改走海路？
运河利益集团阻挠海运
明隆庆年间（1567-1572），大学士邱浚就海运与河运的损失情况算了一笔账，结果发现，元代从1283 到1329 年46 年间的海运失粮总量，还抵不上明代运河运粮一年的损失量。海运比河运危险的说法，不攻自破。
此外，海运的运费也要远远小于河运，根据顾炎武的说法：「漕河视陆运之费省十三四,海运视河运之费者省十七八。」
实际上，鉴于运河漕运的巨大财政开销和对沿岸生态环境的破坏，明清两代朝野提议恢复海运漕粮的呼声一直很高，但最终都遭到了驳回。究其原因，围绕河运系统早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停止河运，将会损害到太多人的利益。
▍元代海上漕运的事故损失率约为1%-1.6%。1804 年，由于运河淤塞，清朝被迫试验了海运漕粮，运送槽米180 万石，结果运费较河运省2/3。图为日本人绘制的元代海船。
运河漕运最大的受益者是各级河务官员，这些人只需在运河治理中稍动些手脚，就可以不断制造人为水灾，让朝廷每年投入数以百万计的治河资金，以乘机中饱私囊。几乎年年大兴土木的淮河、黄河、洪泽湖、微山湖等重大工程，有着榨不完的油水。
日常维持运河运作的胥吏乃至河工，也都能捞得不少好处。由于运河遍布危险的水闸，控制闸门是一门技术活，闸工举手之间，就能决定一船人的生死。因此，商船每经过船闸，都要被勒索若干银两。
如此一来，从江南到北京，运河漕运经过的各省遍布关卡，各种所谓剥浅费、过闸费、过淮费、屯官费数不胜数，整个运河处于收费站林立的状态。一旦改走海路，能捞取好处的只限江南和直隶两地港口，受益群体将大为缩小，势必遭到漕运系统官员的极力反对。
不过，运河利益集团再强大，也难以抵挡自然的力量。灾难的源头在黄河，拯救江淮民众，也还得靠黄河。
咸丰五年（公元1855 年），黄河在今天的河南兰考附近再次决口改道，重新北流入海，将京杭运河山东段冲垮淤塞，漕运只能被迫改以海路为主。此后河运逐年衰退，到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 年），内河漕运彻底废止。
此时距明朝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 年）正式开启内河漕运，已经过去整整400 年，苏北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的破坏，正式加入了「黄泛区」的行列，成为逃荒流民的输出地。
候鸟式人类大迁徙
出于求生的本能，苏北流民离乡逃荒的行为本身无可指摘。不过，过多依赖外出寻找活路，势必降低对故乡的关注度，这让本已恶劣的家乡环境更无改善的希望。
例如，洪水泛滥过后，由于黄河携带了大量泥沙，常造成淮北大片土地土壤盐碱化、沙化和水利设施的毁坏，此时急需当地农民在农闲之余改良土壤，修复设施。但在饥饿又无助的处境下，更为实际的选择显然是南下逃荒。
无暇顾及乡土重建的后果，是抗灾能力愈发微弱，外出逃荒的频次也就越来越高，从几年一次发展到每年外出，甚至外出月份也固定下来，从11 月离乡，避开无事可做的冬小麦农闲，于至次年2 月回籍，形成了类似候鸟的季节性迁徙民风。
流民的逃荒之路虽然艰苦，但所获也算不菲。根据民国时期一项调查显示，苏北流民每日打短工或乞讨所得，平均在大洋三四角左右，三四个月的短期旅途，挣得收入往往多于整年种田。这也使流民更加缺乏建设家乡的意愿。
对此，二十世纪一位美国学者裴宜理也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一书中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艰苦的劳动来修复遭到破坏的家园……在皖北和苏北，这种重要的修复机制几乎是完全缺乏的。」
可喜的是，苏北遭祸，总有地方得福。一江之隔的江南等地，在1864 年长毛之乱结束后，人口损失达六七成之多，土地抛荒严重。清廷为此从全国各地招揽了大批流民奔赴苏南开垦荒地，淮北流民毫不意外的占到了其中的大部分。
当然，也不是所有江北流民都能老实呆在乡下种地。随着上海开埠，以上海为首的江南城镇工商业恢复繁荣，并很快超越战前水平。城市发展为大量低端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吸引苏北各地的逃荒难民大批涌入，其中又以进入上海的最多。
不过，一旦苏北逃荒客们试图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不但当地上海人不乐意，上海滩上的洋人也立刻变得不再开明。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工部局的市政官员们认为上海周边的苏北棚户区实在「有碍公共卫生和安全」「有碍观瞻」，多次带队拆除未果。
